一
创造，是人类永远的使命。创新，是我们作家永远的使命。
2011年度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。所谓新的面貌，不仅指作者的名字新，也说的是这些作品多为近年来非常流行的“新新散文”，即具有作者年轻化、行文诗意化、构思奇诡化、结构随意化、语言绵密化、意向空灵化、面貌陌生化等的特点。如果说在21世纪初年那个时段，“新新散文”还是点点星火，那么在今天的散文文坛，它已经燃成燎原之势了。
2011年的“新新散文”中，较突出的有沈苇的《女士们的西湖》。初看这个题目，怎么也想象不到这是一篇游记散文。这些“女士们”，竟然是白娘子、苏小小、祝英台，还有《断肠集》的作者、女诗人朱淑真，花魁女莘瑶琴，削发为尼的琴操，孤山别墅里的恋影者冯小青，李渔家班里的女乐，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姑娘，革命者秋瑾……通过述说她们与西湖的关系，写出了杭州西湖的地域和文化、传说和故事、前世与今生，这是多么诡异的角度，多么聪明的构思�。换共恢褂诖�，作者还在记述、描写了西湖的自然美景之后，又率真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愿望：为了环�：痛笞匀�，希望西湖是一个静止在青春期、再也不要成长的湖；写到这里，作者再度把笔锋一转，继续把文章深化下去，从杭州城里到处都是的瓦舍、酒楼、歌馆、茶坊，以及无处不在的饮宴、歌舞、美食、艳妓……所堆砌出来的无边风月，联想到西湖是女性享乐主义的湖，是对男人们的消磨和解构，因为“西湖这个感官与欲望的渊薮，会把他们的骨头变成脆骨、软骨和无骨”。虽然结论有着“愤青”的偏激，但的确发人深省。
青年女作家纳兰的《欢会》也可看作一篇“新新散文”，但它不是胜在语言的狂欢，而是靠着冷辣的叙述视角、颠覆性的讽刺挖苦和我自岿然不动的自我解嘲，把当下流行的各种各路电影发布会，把那些发布会上下、内外的形形色色的奇异人与奇异事，淋漓尽致地抖落出来，大快朵颐地数落了一番，算是报了她当“小影记”时受苦之仇。这种“80后”的眼光，离经叛道，尖刻料峭，刚好弥补了场面上的正统与道统，让我们从其颠倒的思维中，获得了耳目一新的体验感和解脱感，重新打理起属于自己的思维，咀嚼世界、社会、人生、路途等的多种新与旧的滋味。
可惜像沈苇和纳兰这种新颖的“新新散文”还是比较少的。在连续阅读了七八篇“新新散文”之后，我就产生了审美疲劳。因为我发现，它们已停滞在创新的门槛之前，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倾向。在这里，模仿是第一杀手，大家都企望一窝蜂地搭上这艘船，跻身这场最时尚的语言狂欢。然而，也许是今天的文学人口基数太大了，一两个人的模仿还不算什么，但一两百人、一两千人都如是模仿，就变得非常可怖了。所以，我认为追随“新新散文”的群体性摹写，已遇到一块写着“火山禁地，禁止通行”的牌子，另辟新路是前行的惟一通道。而冲出去的希望不是不存在，谁若是能找到克服“新新散文”固有弊病的通道，比如拓宽它社会容量的视角，增加它思想的含金量，激发它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等等，谁就能在当代散文史上留下新的身影。
二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也许文学与历史并无可比性，不过，研究一下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能数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，从中汲取它能永保青春的奥秘，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。
在2011年的“传统散文”中，刘上洋的《江西老表》是一篇突出的佳作。改革开放33年，沿海的“珠三角”先声夺人，“长三角”后来跟上，之后是京津冀振翅，最后就连大西北也都跟着动了起来，可是中部的几个省却老是停留于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梦影境界里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读了刘上洋这篇剖析江西人性格的散文，让我觉得很解渴，似乎找到了一些端倪。刘上洋本是江西人，又多年在江西从政，想必对江西全省的发展问题已思考了多年，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，便冲决而出，洋洋洒洒13000字才罢手。该文共分9章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，全面分析了江西人性格的丰富内涵和形成原因，概括出其温和守矩而缺乏敢为天下先、不排外但会搞内耗、缺乏创造力和市场经济观念等6个特点，并犀利地指出江西要想崛起，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对人的桎梏，改变老表性格中的弱点和缺点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该文所具有的深刻和率真，这么全面、深入、有见解地解析一个省的人性、举止，此前我还没有读到过；而“率真”，是说文章里具有一种“知识分子”(或曰“文人”)保留在血液里面的“天真”和“率性”，自古以来，以天下为己任的许多文官，不论做到多么高的官位，都还能保留着这种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、敢于说出真话来的天性，比起那些官场的老奸巨滑混官者，这种率真是多么的稀少、又是多么的宝贵�。� 由是，亦又一次证实了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道理：文章者，情动于衷而形成于言，充沛的激情、独到的见解、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的“先天下”境界，永远都比浮词要艳彩有力量得多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再次重申我一贯坚持的观点：应该理直气壮地看重和力挺那些勇于涉及国家、民族、社会、民生、发展、前进的大题材之作。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《历史是伟人的传记》和《我离民国有多远》二文，作者徐刚以半文半白的笔墨，对献身国民革命的康有为、梁启超致以深深的祭拜，同时激情地呼喊：“当今之世也，物质挤压，精神贫乏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，文化夜以继日沉沦，有此承接，或可使人日渐平庸、行将枯槁，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，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，荒草重绿之机。”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现实识认，是多么迫急的民族文化焦虑，又是多么不行而强行的挣扎啊。谁说散文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，只是点缀生活的小花小草，只是结构、语言、知识、灵性、聪明度的考察，只是一己的悲欢、一家的聚散，散文亦经国之大业哉！
又如记录了1937年9月山西原平阻击日寇大战的《将军无头》一文，作者崔济哲成长于山西，多年工作于晋地，对那场大战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们，一直存有深深的崇敬和怀念：出身贫寒的晋绥军196旅旅长姜玉贞将军，身先士卒率领着全旅官兵硬是在日本鬼子的步枪、机关枪、大炮、飞机轰炸甚至毒气都用上了的残酷决战中，奉命死守原平10日，最后身负重伤，被鬼子乱刀刺死，割去了头颅。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，在中华大地流传。半年后，毛泽东在演讲中说：“从姜玉贞诸将到每一个战士，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”；两年后，日军在原平建立了一座“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”，是被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彻底折服了，所以作者紧跟着评说道：“魔鬼的赞誉也是赞誉。将军无头，将军不朽！”这样的文章读罢，心潮久久难平，尤其是在当下灯红酒绿，一派“金不换，香留醉”的社会氛围中，中国人需要多读读这样有血性的大散文。
还有数篇有着扎实内容的散文，记述了当代的一些人物和一些重要事件，也是我很看重的。周明的《夜闯中南海》记述了198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前夕的一次“突发事件”，由于有人诬告，翌日的颁奖面临告吹，当事人连夜“闯”入中南海而使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，赢得了与会作家们的欢呼，也赢得了文坛的人心。这个颇令人感慨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忠实记录事件过程的文学档案，在其背后，更披露出当年处于思想解放之中的中国社会的氛围、世道人心和全党、全民同心协力朝前走的政治激情。聂还贵的《最后的河流》以凄美的调子为全世界日益消瘦的河流唱出了一首哀伤的挽歌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河流，那灌溉我们生命的河流，跟随在我们身边日夜歌唱的河流，一条一条，银鱼一样正离我们远去。”听着这样的歌声，眼前立刻出现了无数个河流断裂、土地干涸、动植物死亡的画面，一想到这样骇然的场景正朝我们身边步步逼近，一颗心就坠上了沉重的铅砣。旅美作家张宗子的《风容》颇有点像是一个立此存照的大榜，一件一件排列了不少古文人、老文人和当红文人做下的事情。有些已是当事人不想再被人提及的腌臜事，但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文章都是白纸黑字留下了的，想赖也赖不掉，所以无论世界怎么剧变，无论世风怎么吹拂，汉奸都是汉奸，魔鬼都是魔鬼，宵小都是宵小。可叹的是我们社会的很多人在资本和权力的选择面前，都只拜认了金钱和势力，却轻松地抛弃了最最重要的“做人”，甚至不惜为汉奸洗脱、为宵小诡辩、为魔鬼张目……底线崩塌了，原则倒地了，美丑是非大翻车，而让我久久感慨的是，这些平常的道理，倒是海外的作家提醒我们不能忘记！
三
从散文的艺术水准来说，2011年虽不能说是一个大年，但也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年份，有几篇作品达到了相当的高度：
藏族作家丹增的8000字长文《香格里拉》犹如一幅金碧辉煌的巨幅唐卡，徐徐展开来，顿时金光四射，鸟语花香，祥瑞缭绕，极乐幸福，人神共享。他说的是古往今来，中西方、藏蒙满、俗僧士、农牧商、男女老中青各色人等，怀揣着追求人生终极幸福的信念，不绝如缕地前往路途遥远艰险的藏地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，寻找“香巴拉”(一译“香格里拉”，指心念中的“西方极乐世界”)的历程。作者的笔墨不疾不徐，于冷静的逻辑叙述中跳荡着火热的激情，在平实的文字表达中闪现出绚烂的辉光，又隽永地道出了他自己集一生的曲折身世、不绝寻求和锥心泣血思考而形成的世界观。请看下面这段既华美，又深刻智慧的文字：“香巴拉既不是神秘消失的玛雅遗址，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外星人，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尼斯湖水怪，它是圣明的佛祖和代代相传的贤人弟子缔造的独特的精神家园。它不是凡人在今生中不能轻易抵达的彼岸世界，而是佛教信众可以在心田里萌生的极乐净土，在梦想中成真的彼岸天堂。”
朱以撒的《腕下消息》精美、大气、深刻、隽永。这是一篇以散文的美丽来言说书法的艰深的两栖文章，可让我们从文学中窥见书法的堂奥，又从书法的审美中感受到文学的神韵。近年来中国书法大热，散文红火，喜爱者、跻身者纷纷踊踊，兼而有之的追随者亦成千上万，但难得有几人入其法门。朱以撒既是学院里教授书法艺术的教授，又是拥有几本书法理论著作的理论家，还是文学界瞩目的散文高手，写得一手好散文，其文字高雅古朴，意蕴悠长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一直避开中心的喧嚣，躲在边缘安静地读书和写作，两耳不闻窗外事地钻研学问，呈现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本色面目。正是这几方面因素的叠加，才能写出《腕下消息》这样的文章。
最令我拍案叫绝的是俄罗斯年轻姑娘伊莲娜·库图佐娃的《中国随笔》系列，自从在《江南》杂志第一期开始露面，就迅速聚拢了文坛和读者的眼球，喝彩不断，转载不断，被人津津乐道，后续诸篇也莫不如此。这个24岁的纯种俄罗斯美女简直是个谜，来中国留学前，她还一个斗大的汉字也不识，可是仿佛有神灵相助，仅仅用了4年苦功夫，就把典雅的古汉语和当今活的中国话，掌握得就像土生土长的自家话，还能活用得风生水起、进退如入无人之境，不仅比普通中国老百姓表达得还顺溜，而且比一些中国作家还文彩照人，直逼得我们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中国文人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。请看我随便引用一段：“山不在高，有石头就行；水不在深，有鱼就行。我在中国的留学的生涯，就这么波澜不惊地玩完了，我真真切切地该卷铺盖回家了。如果诸位问我在学校学了多少东西？嘿嘿，谦虚点儿说吧，学得还不错——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咣当。这几年把我累得上气勉强接着下气，临了，也没得出个子丑寅卯的重大成果，真乃双手空空，两袖清风。”就在这么短短一百多字里，古文、民谚、成语、口语、俗语、俚语，汉字的基本元素差不多都有了，还显现出一种佐琴科式的诙谐和幽默，真不知她是怎么“整”出来的？我只能暗暗惊心：难道汉字还有神秘规律没被中国作家们掌握，而只被伊莲娜·库图佐娃这个仙女窥破了？在此，我想多说一句：散文的探索和创新是没有边界的，永远去探索，永远无穷尽。
四
2011年我还参与了几次散文征文的评奖工作，有几点发现，也想拿到这里来说一说：
一是散文的生命力依然旺盛。散文在文坛的地位虽然远远不如小说，可是它所具有的人气却仍是所有文体里的翘楚，喜欢散文、忠于散文、参与散文写作的人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比如《光明日报》经济部与中国邮政总局联合举办的“万家邮政故事”全国征文大赛，短短1个月竟收到1100多篇稿子，除知名作家陈忠实拿到特等奖之外，有150篇作品获奖。中国散文学会与江苏淮安市联合举办的“漂母杯歌颂母亲”征文大赛已经连年举办了三届，投稿不减反而增多。就连山东德州作协与《德州晚报》联合举办的“全国红色散文大赛”这么一个地区性征文，竟然也收到来自天南地北的稿件1500余篇，而且基本上全部是群众来稿。
二是散文的整体水平有所提升。这些征文里面，还有平时我在工作岗位上收到的大量散文投稿中，实在有不少好稿子，其写作立意、构思布局、语言运用、境界意向等，都很见功力，有的一点不比名家写的差。所以，包括一些大报和名刊在内的征文，名家的获奖比例渐渐少于新秀和非名家，这是值得欣喜的现象，说明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在不断上升。
三是散文的突破与创新让人期待。当下散文的写作虽然人多势众，可是全年盘点下来，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大作品几乎没有，能在人们心上刻下印痕的也没有几篇，就连独特一点的作品也很少。是社会化生活千篇一律吗，怎么大家都写得差不多呢？在我看来，不是我们的生活单调乏味，问题还是出在想象力上，我们民族的创造力上哪儿去了呢？当每个孩子都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答案来思维，当每个公民都只会重复一两句流行的术语，当每个下属都只是对着上司唯唯诺诺，创造能力当然就看不上我们而远走他乡了！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有冲击力：“在美国人看来，人类高贵的标志是拥有巨大的智慧。对于一个优秀的民族而言，仅有勤劳勇敢是远远不够的，它还必须拥有创新的渴望与激情。”(汪嘉波：《探索火星，美国为啥满怀激情？》)
这就又回到了本文的开头：创造，创新，乃当务之急。“功夫在诗外”，这不止是一个散文问题，也不止是一个文学命题，医治得从病根治起。
